今天中國社會不時出現(xiàn)各種形式的暴力。有公權(quán)力的暴力，比如強制拆遷、城管打人；有民眾的暴力，合理訴求得不到回應就訴諸暴力，砸車、砸商店，等等；人與人之間的糾紛得不到解決也訴諸暴力，比如肖傳國雇人打傷方舟子這樣的事件；還有一種是話語的暴力，是種軟暴力，在BBS、微博上，充滿著話語暴力，一旦形成爭論，往往不是說理，而是直接轉(zhuǎn)向語言的沖突，相互問候老祖宗，或者互相扣帽子，氣勢奪人。
這些暴力的形成，有多重因素。首先是公權(quán)力沒有受到約束，城管打人，以及拆遷中的暴力，都是有公權(quán)力基礎(chǔ)的，是有某些制度和法規(guī)支撐的。這種暴力產(chǎn)生以后，會激起民間很大的反彈，因為“理”是沒法和“力”說的，哪怕老百姓再有理，投訴無門，最后也不得不訴諸暴力，所以，一個城管打小販，就能造成成百上千人的群體性事件，而且反彈更具暴力性，可能是把城管刺死，甚至導致騷亂。以暴易暴是一個相互的過程，暴力只能激起暴力，而無法激起理性。公權(quán)力的暴力和民間的暴力是具有同構(gòu)性的。
為什么會這樣？司法公信力不足是原因之一。無論政府還是民眾，一旦發(fā)生糾紛，無法找可信任的第三者來裁判。在健全的法治社會里，公權(quán)力和公民發(fā)生利益沖突的話，往往不是訴諸暴力，而是由司法來仲裁。但在今天的中國，有“法”卻“法治”不足，各級司法機構(gòu)服從當?shù)卣妫痉ㄏ到y(tǒng)往往以維護公共利益的名義，與當?shù)卣婢o緊捆綁在一起，而地方政府又往往與地產(chǎn)商等利益集團捆綁在一起，于是形成了利益集團、政府和司法的利益一體化。
暴力泛濫背后是制度的缺失，特別是法治的缺失。本來有制度，有法治，就是告訴人們，解決糾紛可以不必通過暴力。暴力沖突的結(jié)果通常是兩敗俱傷，很少有雙贏的。因為暴力往往是你死我活；雙贏的達成則需要大家坐下來說理、談判、妥協(xié)。法治本來應該是超越于各種利益集團，超越于政府利益、公民利益之上，這才是法治，司法維持的就應該是這樣的法治。
所以，要告別暴力，首先需要的就是制度重建，特別是法治的建設(shè)。不能僅僅期望于政府，信訪、維穩(wěn)不能解決一切。政府也是有自我利益的，很多糾紛是政府以公共利益的名義與民眾發(fā)生的糾紛，政府本身就是利益相關(guān)方，你怎能指望政府可以解決好這些事情？必須讓司法體系起到仲裁機構(gòu)的作用，這才是一個根子上解決的辦法。
雖然今天有告別革命的說法，但是革命意識形態(tài)遠遠沒有肅清。今天，為了公眾利益，為了國家長遠前途，公權(quán)力的暴力似乎就是合法的，就是可以容許的。雖然今天不講“革命”了，只講“公共利益”，但各種公權(quán)力的暴力，背后的邏輯依然是變相的革命邏輯。
革命永遠是訴諸實質(zhì)正義的，法治的終極目標雖然也是實現(xiàn)實質(zhì)正義，是為了實現(xiàn)人的自由和平等，但法治的基本形態(tài)是形式正義。它不能容忍以實質(zhì)正義的名義來破壞法治的基本形式和條件。不能因為你受了委屈，你就可以打砸搶；不能因為你代表公共利益，就可以把人家的房子拆掉。這都是現(xiàn)代法治所不能允許的，它不問你行動的理由是什么，只問你行為本身是否符合法治，這是法治最為核心的一個東西。
中國歷史上缺乏法治傳統(tǒng)，而不缺實質(zhì)正義的傳統(tǒng)。儒家為民請命，皇帝代表天統(tǒng)治天下，乃至老百姓的反抗，都是訴諸實質(zhì)正義的。我們要在觀念上，在公民文化、政治文化上破除實質(zhì)正義的迷信，樹立起普遍的法治觀念，遵守程序正義，我們才有可能避免暴力。讓人擔憂的是，暴力傾向正在向過去認為比較文雅的讀書人和中產(chǎn)階層彌漫，從公權(quán)力到民間，從底層到讀書人都不乏暴力傾向。話語暴力不僅充斥于一般社會人群之間，還充斥于本應最講文明、最講理性的知識分子中間。
另一個原因，乃是一部分人在現(xiàn)實生活中受到壓抑。一個社會如果缺乏一個寬松的環(huán)境，缺乏一個自由表達的話，實際上是在鼓勵戾氣。這種戾氣如果不敢向強者發(fā)泄的話，那要么就流向弱者，要么就流向同道。很多話語暴力，不是要表達理，而是要表達情緒。戾氣充塞，背后都是被扭曲、被壓抑的心態(tài)，自然也沒有耐心講理。
卡扎菲被起義的士兵凌辱而死，他當然是罪有應得，因為這些人是他自己塑造出來的。但另一方面，也可以說卡扎菲陰魂不散，今天凌辱卡扎菲的革命士兵們，明天坐在臺上，他會尊重他的對手嗎？會尊重他的人民嗎？暴力的制造者，不僅制造了暴力，更可怕的是按照他自己的模式塑造了敵人。
法治才是真正的和解之道
發(fā)布日期：2012-03-15